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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，人民解放军席卷大半中国，国民党败亡已成定局，在新的历史阶段成立新的中国政权，迫在眉睫。
为了完成这件堪称开天辟地的大事，为了给中国找到前进的方向，9月21日，来自全国各地的662人走进北平中南海怀仁堂，代表14个党派团体、9个解放区和待解放区、5支野战军和总部，以及农民、工人、妇女、青年、学生、工商界、文艺界、教育界、新闻界、自然科学界、社会科学界、少数民族、海外华侨、宗教人士，开始共商国是。
放眼中国近代百年，如此恢弘的阵容，绝无仅有。
因为，此次会议便是事实上的开国大典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。
能把纷争、内耗将近百年的中国各界团结起来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，是我党统一战线的胜利，但归根到底是教员的“民众联合”思想的胜利。
开幕式上，教员郑重地向代表们宣告：“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。”
那一刻，教员或许想到了三十年前，他在长沙创办《湘江评论》时写过的一篇重磅文章，标题就叫——
《民众的大联合》。
现在，他终于把这篇文章带进怀仁堂，写在中国的历史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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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9年春夏之际，教员离开北京大学图书馆，返回湖南长沙，一边兼任修业小学的历史教员，一边组建湖南学生联合会，响应五四运动。
虽然他在北大的时候月薪仅有八块，衣食不足，蹭了几次胡适的课，也被胡适嫌弃出身寒微，但在北大这座中国最高学府，教员真正看清了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在争论些什么。
有些理论，他极为认可，有些观点，他弃如敝履。
于是在回到长沙以后，教员白天上课工作，晚上挑灯写作，把脑子里思考的东西，一字一句地写在纸上。
7月14日，《湘江评论》创刊问世，首印两千份当即售罄，加印两千又被一抢而空，以至于第二期出版时，直接印刷了五千份。
正是在这一期的版面上，教员刊登出了那篇《民众的大联合》。
他不像其他青年一样，喜欢到历史中寻找现成答案，也不将希望寄托在开明政客的身上，他对“如何救中国”这个话题的判断极为质朴，说：
“国家坏到了极处，人类苦到了极处，社会黑暗到了极处。补救的方法，改造的方法，教育，兴业，努力，猛进，破坏，建设，固然是不错，但要做到这一切，首先要做到民众的大联合。”
一句话，团结就是力量，组织起来才能救亡图存。
教员不仅提出了观点，还给出了可操作的方法，那就是农民、工人、学生、妇女、车夫先组成小联合，小联合再逐渐合并，最终汇聚成全中国的大联合。
这，便是教员给出的救亡图存、改造中国的政治施工图。
当时，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有政治观点。
例如胡适在《每周评论》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》，主张解决具体的问题，反对空谈社会理论。傅斯年觉得，改造社会要靠个人自我修养，不能指望群众运动。
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，也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，但教员认为，中国的力量不是来自文绉绉的城市青年，而是来自目不识丁的农民、工人、贩夫走卒。
改造中国的方法不是启蒙少数人，而是组织多数人。
这样的判断，将教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区别开来，也注定了他此后三十年要走的每一步路、做的每一件事。
然而，《湘江评论》仅仅创刊一个月，就被湖南督军张敬尧查封，教员只能把没有写完的文章记在心里，转身离开。
3 六年之后，教员终于有了践行理念的平台。
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教员参与了黄埔军校招生、代理了国民党宣传部长、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，把当年文章里的设想，一点一点地落到实处。
有了丰富的实践积累，教员便在1925年12月，写出了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，开篇第一句就是：“谁是我们的敌人、谁是我们的朋友、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”，并通过缜密的分析，把争取谁、联合谁、打倒谁，梳理得清清楚楚。
这篇文章，其实就是《民众的大联合》的姊妹篇。
再过一年半，教员用32天时间走遍湖南五县，写成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这篇带有泥土气息的文章共计17000余字，更细致地阐述了民众联合的理念——
唯有农民联合起来，才能以极大的力量推翻地主改造农村，并鼓动成千上万的群众，联合成更大的力量。
可以说，八年时间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教员却始终未变。
但就在教员通过社会实践推演理论的时候，中国革命局势大变。
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联合军阀、帮会、政客、资本家对共产党员、国民党左派、工农群众亮起屠刀，一时间，全国各地血流成河，共产党员从6万锐减到1万左右，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。
生死攸关之际，每个人都面临命运抉择，有人叛变、有人心灰意冷，也有人坚持革命。
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本是人之常情，离开的人可以理解，但留下的人更值得尊敬。
教员自然是坚持革命的一员。
他领导秋收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刀，失败之后，又带着千余残部走进井冈山，联合王佐和袁文才，建立起第一块革命根据地。
教员要以此为基础，以另一种方式，联合他认定的那四万万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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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后8年，教员和同志们把井冈山根据地发展成中央苏区，又亲眼目睹中央苏区失败。革命军队从千余残部发展到十万大军，却在长征时牺牲得仅剩七千。
兜兜转转一大圈，中国革命似乎回到了原点。
但，苦难磨砺过的人方知胜利可贵，浪潮洗礼过的思想才能显露璀璨光芒。
1935年12月，即中央红军长征结束的两个月后，面对贫瘠的陕甘宁根据地、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及虎视眈眈的侵华日军，党内同志们初步放弃了教条主义、关门主义等错误思想，转而接受了教员的“民众联合”思想。
于是在“瓦窑堡会议”上，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成为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，发动、团结、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，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蒋介石，成为党的主线任务。
会议结束以后，教员还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，做了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的报告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进一步的说明。
从此以后，农民、工人、知识分子、妇女、学生、华侨甚至小资产阶级、民族资产阶级都成为中国革命的联合对象。
《民众的大联合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再次登场。
而在全面抗战开始以后，这种思想被具化为一项政治制度——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府中，共产党员、党外进步人士、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，谁也不能越界。
这项制度，称为三三制。
一个政党亲手建立且牢牢控制的政权，竟然愿意主动让出三分之二的席位给党外人士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这都极其罕见。如果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、没有与天下人共天下的魄力，是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。
事实也证明，这种做法是极其成功的。
由民众大联合演化而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在实践中发展出19块抗日根据地、百余万抗日军队、联合了一亿人口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。
教员曾经许下的“无数个小联合汇成大联合”的宏愿，至此已初见端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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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紧接着，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，请教员到重庆商谈中国前途。这三封电报里藏着怎样的阴谋，每个人都很清楚——
前往重庆，便脱离了根据地和军队的保护，生死都在对方一念之间。
可若不去，又会给民众留下“抗拒和平”的印象，在舆论上落入下风，蒋介石便可以此为借口，光明正大地发动内战。
这是一道两头堵的难题，但，教员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，决定接受邀请，到重庆去。
临行前，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
8月28日，飞机降落重庆，教员、周先生和蒋介石一方展开了为期43天的谈判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教员白天出席官方会谈，晚上和各界人士私下长谈，有空还亲自前去拜访张澜、黄炎培等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，安排非常密集，几乎没有片刻歇息。
教员肯定知道，战场上没有决出胜负，谈判桌上是不会有结果的，但他仍然坚持谈判，为什么？
教员这么做，目的其实非常明确——
让所有中国人看清楚，到底谁是真心求和平、谁是假意演戏，最终实现联合民众改造中国的宏愿。
10月10日，国共两党签署《会谈纪要》，谈判结束。
所有人都很清楚，这份文件极有可能沦为一纸空文，不会有事实上的结果，但教员在重庆得到的，从来不是这份文件，而是人心，是那些亲眼见过他、亲耳听他讲话的人，开始重新评估他、评估他领导的政党。
那些摇摆观望的中间势力，从此有了另一种选择。
而蒋介石的做法，又从侧面帮助这些中间势力，下定了联合我党的决心。
1946年7月，李公朴在昆明遭遇暗杀，闻一多在追悼会上痛斥暗杀罪行，说“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，会有千千万万个李公朴站起来”，结果在回家路上，也被国民党特务开枪暗杀，流血倒地。
通过这两件事，国共两党以外的中间势力清醒了。
他们意识到，蒋介石是靠不住的，国民党是不可能放权让利的，唯有在重庆四处奔走的教员、在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府的我党，才愿意和他们共商国是，联合起来建立新的中国。
至此，中国的天平砝码逐渐向我党一方倾斜，民众的大联合，有了全盘落地的可能。
6 此后数年，中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——
蒋介石和国民党，不仅在解放战争中屡战屡败，还发行金圆券搜刮民财，甚至违反政治协商的约定，召开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。
教员和我党，则在解放战争中屡战屡胜，并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，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，1948年4月30日还发布了著名的“五一口号”，号召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、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。
这个口号，仍然是《民众的大联合》的延伸、升华。
而见到“五一口号”的内容，李济深、何香凝、沈钧儒、章伯钧、马叙伦、陈其尤、谭平山、郭沫若等人在香港热烈响应，共同发表一封通电，说“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，尤符同人等之本旨”，希望尽快落实。
什么是人心所向？
这就是。
再往后，解放军通过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，消灭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嫡系军队，国民党再没有立足的资本，中国的土地上只有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中国的局势彻底明朗。
中国向何处去，还有疑问吗？
没有了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1949年9月21日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、社会各界的662名代表，便得以走进中南海怀仁堂，召开了他们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政治协商会议。
在这次会议上，他们制定了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》，决定北平为新中国首都、五星红旗为国旗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国歌，通过了《共同纲领》作为新中国的临时宪法，并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。
新中国，就此扬帆起航。
这个新生的政权，不是任何一个单独的政治力量能够独占的，它是中国民众联合起来、为救亡图存、改造中国而建立的，那么它就理应属于所有中国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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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9年，教员在长沙的小屋里写下《民众的大联合》，鼓励中国各界联合起来，1949年，教员在北平主持政治协商会议，联合中国各界建立起新中国。
那篇文章的底稿，跟着教员上井冈、渡湘江、走长征，穿过了黄土高原、登上前往重庆的飞机、在西柏坡短暂停留，最终在灯火通明的怀仁堂，写下最后一句结语。
从“说到”到“做到”，教员整整用了三十年。
可能正是因为过程艰苦，教员才有底气说出那句：
“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，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，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，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。”
现在再来看《民众的大联合》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这篇文章不仅提出了救亡图存、改造中国的方法，还回答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——
一个国家的力量、一个政权的合法性，到底从何而来？
教员的答案不是枪杆子、不是外国列强、不是精英拥戴，而是社会各界、三教九流、所有民众的大联合。
所谓把朋友搞得多多的、把敌人搞得少少的，从来不是政治权谋，它是深刻的政治哲学。
因为不是你要夺取政权才得去搞大联合，而是你有整合各界、联合民众的胸襟和能力，才有资格执掌这片锦绣江山。
这个理念，教员毕生都没有改变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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